列夫·托尔斯泰和他的中国知音草婴

时间:2020-12-03 13:35       来源: 未知

【光明书话】
编者按
 刚刚过去的11月20日,列夫·托尔斯泰逝世110周年。这位有着世界影响力的作家生前密切关注中国。在他的作品进入中国约120年里,其深刻的思想性和独特的文学性吸引了无数中国读者,其中包括许多现、当代作家,如鲁迅、瞿秋白、茅盾、郁达夫、巴金、冰心、夏衍、田汉等。二十世纪下半叶,在将托尔斯泰作品全部引进中国的过程中,俄语翻译家草婴先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从1964年出版译著《高加索故事》至1977年出版十二卷集列夫·托尔斯泰小说,草婴将自己翻译生涯三分之一的时间献给了托尔斯泰。
在托尔斯泰逝世110周年和草婴先生逝世5周年之际,光明悦读将一场作家与翻译研究者的对谈,呈现给读者,借由他们的回忆,走进草婴先生译介的托尔斯泰世界。

列夫·托尔斯泰和他的中国知音草婴



草婴速写 高莽绘

列夫·托尔斯泰和他的中国知音草婴



《战争与和平》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《复活》托尔斯泰 著  草婴 译人民文学出版社
他把托尔斯泰全部小说译介到中国
徐振亚:19世纪末、20世纪初,西风东渐。不少学子远赴海外,打开了重新看待世界的眼界。在这个背景下,托尔斯泰被译介到中国。大约在1900年,他的名字出现在中国的杂志上。“五四”运动前后,有相当多的文章介绍他。1910年他去世的时候,一些进步人士在上海举办了悼念活动。托尔斯泰能够传入中国,与那个年代我们迫切希望变革有关。加上他本身欣赏老子、具备东方文化的因子,所以中国人对他有一种亲近感。最早跟托尔斯泰联系的中国人有两个,一个是北大教授辜鸿铭,还有一个是在彼得堡留学的学生张庆同。在托尔斯泰被译介到中国的过程中,他们最早起到了桥梁和引导的作用。到后来,潮流涌动,在中国慢慢形成了阅读托尔斯泰作品的热潮。
赵丽宏:托尔斯泰对现当代中国,尤其是文学爱好者的影响可谓巨大又深远。托尔斯泰的三部小说——《战争与和平》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《复活》,在中国的影响可谓无与伦比。他为什么影响这么大?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。伟大的作家有什么标准吗?必须有才华、有个性,还要对历史有宏观的看法。我们读他的小说,不仅能看到现实的生活,也能看到一个思想家对历史、对人性非常深刻的看法。
孙甘露:托尔斯泰为什么在“五四”运动前后被大量译介到中国?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。俄苏文学开始进入中国的时代,实际上就是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产生影响的年代。虽然苏联文学的传入有政治背景,但是确实对中国百年来的文学、文化乃至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。俄国文学,尤其是俄国黄金时代的文学,对中国产生那么大的影响,与其关注现实的特征、与作家和翻译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。
徐振亚:说起草婴先生,我和他交往了32年,从1982年一直到5年前。我是华东师范大学的老师,他是兼职教授。他比我大20岁,是前辈。在这32年多的交往中,我们亦师亦友,我得到他很多的指点和帮助。
赵丽宏:1982年初我大学毕业,第一份工作是在《萌芽》杂志社当编辑,我的同事盛姗姗是草婴先生的女儿。我以前看过草婴先生翻译的肖洛霍夫的《一个人的遭遇》,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在翻译托尔斯泰。有一天盛姗姗告诉我说,草婴先生把托尔斯泰所有的小说都翻译完了。我说“这不可能”,因为我知道托尔斯泰著作量很大,一个翻译家要把他全部小说翻译出来是很难的事情,但是后来我知道他做了这件事情,碰到任何情况都坚持。而且,他的翻译并非粗糙的翻译,而是每篇作品都读七八遍、十几遍之后再进行的创造,这非常了不起。
孙甘露:草婴先生是我非常崇敬的翻译家。他于2015年去世,2014年他获得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的时候,我们去看望他。那时他已经在住院了,老先生非常清醒,非常和蔼、谦虚,一直在说“我没做什么”。但实际上我们知道,他做了非常了不起的事情,他把托尔斯泰全部的小说译介到了中国。
翻译是“登梯子”向上的过程
赵丽宏:在读草婴先生的译作之前,我读过周扬先生翻译的托尔斯泰作品。我有一个疑惑,一部重量级的文学作品已经被翻译过,是否有必要再翻译?我从小对喜欢的书都读得非常仔细,于是就比较不同的版本。比如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里的一句话,周扬先生的翻译是“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,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。”这句话大家都非常熟悉。草婴先生是怎么翻译的呢?“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,不幸的家庭各各不同。”很难说哪个好,但是相比之下,草婴的句子读起来朗朗上口。回到俄文,原文这两句话是很工整的,词组数量一致。相较而言,可能草婴的翻译更为工整。并不是周扬先生翻译得不好,而是说草婴先生的翻译绝不是模仿或者沿袭。
孙甘露:我也比较过草婴先生和周扬先生的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。周扬先生是从英语转译的,我没有能力从语言的角度来评判译作的优劣,但是我觉得作品在传播过程中多一个译本是非常重要的,有比较、有鉴别是好事情。刚刚大家谈道的那句话,钱钟书先生也翻译过。他的翻译是“一切欢乐的家庭皆相类似,每每不欢乐的家庭则痛苦各异”。我们为什么不采用钱先生的译本?因为钱先生当年用的是英译本,经过多年的发展,俄语人才渐渐多了,所以我们采纳了直译。而且钱先生的语言风格接近于文言文,虽比林纾的译文要好些,但跟我们今天的语言风格相差很大。译本的完善是新译本逐渐取代旧译本的过程。就像我们登梯子,但不能因为登到了高处就说底下的梯子没有用了。卓越的翻译家充分考虑了读者的接受方式,各人理解不同,都不为错,都是好的译本。
徐振亚:谈到外文处理成中文,各人的翻译见仁见智。草婴先生借鉴了前辈的方法,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译法。他在翻译上的确非常用功,一个字、一个字地斟酌。举个例子。在翻译肖洛霍夫的《学会仇恨》时,他斟酌了很久。这是一个短篇,俄文原文意思是“仇恨的学问”或“仇恨的科学”。什么叫“仇恨的学问”或者“仇恨的科学”?草婴先生琢磨来琢磨去,用了很长时间才找到恰当的表达方法——“学会仇恨”。因为仇恨不是从天而降的,而是法西斯的兽行引起的人们对法西斯的仇恨。短短两个字,花了他那么长时间、那么多精力。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用脑、用心。草婴先生为什么翻译得这么好?他的俄语是童子功,从15岁时开始学,而且是主动在课余时间花尽自己的零花钱,请当时在上海的俄侨教他。幸运的是,在姜椿芳的引导下,他参加了革命,在塔斯社上海分社工作,进行双向翻译,不仅将俄语译成汉语,而且将汉语译成俄语,大大提高了他的翻译水平。
托尔斯泰的精神,疫情之下更显力量
徐振亚:不同的翻译家翻译哪位作家、翻译什么作品,有自己的特点和兴趣。草婴先生选择托尔斯泰,是一个长期的过程。1949年之前,他在时代出版社翻译新闻、时事。以普拉东诺夫的《老人》为起点,他开始翻译俄罗斯文学作品。后来他翻译了《拖拉机站长和总农艺师》。当时的党中央书记号召所有团员学习主人公纳斯嘉,作家王蒙在学习这个作品的精神后,写出了《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》,很是轰动。接下来草婴翻译了肖洛霍夫的《一个人的遭遇》,他翻译得非常认真,把原作的精髓传达了出来。值得注意的是,翻译家不是简单的匠人,同作者一样,他也是思想家。在翻译《当代英雄》时,草婴感受到了肖洛霍夫作品里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,他认为肖洛霍夫是托尔斯泰的继承人,于是开始溯源,大量翻译托尔斯泰的作品。
孙甘露:我认为,俄罗斯作家都有一个特点,关心的东西非常大,视野、胸怀及主题都很大。这一点对中国特别有意义,就像莱蒙托夫写的《当代英雄》一样,“当代”实际上是“同时代”,他们关注他们的“同时代”。观照中国,无论是“五四”还是20世纪乃至当代,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,产生了非常丰富的历史。从这点来看,我们的文学要向苏俄文学学习,尤其向托尔斯泰这样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学习。
周立民:我们这一代在学习文学的时候,起初对先锋小说、对现代写作更感兴趣,觉得很先进、很时髦。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,这个想法越来越被我们自己颠覆,因为看到了前一代作家的功力无法超越,包括巴尔扎克。为什么这么说?不是天赋上的原因,而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扎实又厚重。而且托尔斯泰思想的价值,并不仅局限于19世纪。1984年,作家巴金作为七位特邀荣誉客人之一,出席了在日本东京举办的世界笔会。在那一届的笔会上,他的发言稿题目是《核时代的文学——我们该如何写作》。人类进入了核时代,我们该怎么写作?巴金引用了托尔斯泰的话“凡是使人类团结的东西都是美的、好的,凡是使人类分裂的东西都是丑的、恶的”。今天,我们在构想人类世界时,仍然能感觉到这句话的力量。疫情之后的世界和中国,可以深思这句话。如果世界真的被切割成一块一块,那将非常可怕。
赵丽宏:你们的讲话勾起了我的一段回忆。1975年5月,上海的文艺会堂召开文艺座谈会。那时候我23岁,第一次看到巴金和草婴。那天开完会以后,我在上海展览馆南京路的广场上远远地看到巴金,他同他的朋友在一起说话,里面就有草婴。草婴先生瘦瘦的,看上去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,但他非常坚强、非常有力量,他拒绝名利的诱惑,坚持自己的翻译事业,一点没有动摇过。我去探望巴金先生时,有两次草婴先生在场,他应该是经常去巴金家吧。我想,他选择翻译托尔斯泰,一定是受了巴金的影响,特别是在思想上的共振。托尔斯泰对人类的悲悯、反思,一定引起了草婴先生强烈的共鸣。近日,草婴先生的女儿写了一封信,托我带给大家。信里面她说,“一生努力翻译托尔斯泰全部小说的父亲草婴离开我们已经五年了,但他留下的精神财富,对下一辈的热切期望,一直鼓励我们像他那样尽力为这个世界做出自己的贡献,哪怕只是一点一滴。如父亲所说:‘我是一个小草,来到世界上就是要为黄土地增添一丝绿意。让我们以小草的精神让世界的绿色连成一片。’”作为中国的读书人,我认为我们是幸运的。从一百多年前开始,我们的先辈不懂外语也开始翻译国外作品,林斤澜先生一个英文字母也不懂,听别人讲述后将自己听到的作品写出来。一百多年来,我们从来没有中断过这个过程。在一代又一代翻译家的努力下,我们得以了解不同国家的思想、欣赏不同民族的文化。今天的对谈,是一个机会,请允许我们向我们伟大的翻译家们致敬。
(徐振亚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,赵丽宏、孙甘露系上海市作协副主席,周立民系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、巴金研究会常务副会长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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